最後更新：2026年10月16日

第7週　創傷與社會

陶東風：〈走向建構主義的文化創傷理論〉

上週我們把創傷理解為個人經驗：一個無法與其他時刻相連的「現在」，一再回返（奧布萊恩）。本週的問題是：一個群體的創傷是怎麼形成的？陶東風此文介紹以傑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為代表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理論，其核心主張是：

創傷不是生而為創傷的，而是變成創傷的。（套用波伏娃的名言；頁36）

創傷並非自然存在，而是符號／表徵的建構。文化創傷理論要揭示的，正是這個建構的過程和機制。

「創傷」原是精神分析的範疇，研究對象是個人。社會學家凱·埃里克森（Kai Erikson）最早區分了兩種創傷（頁39）：

文化創傷可以被個人經驗到，但必須觸及集體層次：它動搖的是集體身份認同，即「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我們要往哪裡去」（頁40）。

這套理論誕生於1999–2000年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一個學術年，成果是亞歷山大等人主編的《文化創傷與集體身份》（2004）。成員之間也有分歧：吉森認為戰後被逐出波蘭的德國難民也受了創傷，什托姆普卡堅決反對。可見「誰的苦難算創傷」從來不是自明的。

亞歷山大反對他所謂的「常民創傷理論」（lay trauma theory）：誰遭遇了可怕的事，誰就受了創傷（頁36）。它有兩個版本：

兩者都犯了「自然主義謬誤」：把創傷當作不依賴符號建構的客觀事實。亞歷山大的反命題是：「事件並非本然具有創傷性質。創傷是受到社會調節／中介的屬性。」（頁37）換言之：

同一事件在某個社會、某個時期是創傷，在另一處可能就不是。用亞歷山大的話說：「社會危機必須成為文化危機。事件是一回事，對事件的再現又是另一回事。」（頁37）

亞歷山大甚至說：「有時候引發深刻創傷的事件，並沒有真地發生」，想像的事件同樣能造成創傷（頁37）。他的例子是納粹宣稱「國際猶太陰謀」導致德國一戰戰敗。他不判斷聲稱的真假，只問聲稱如何被提出、結果如何。

陶東風對此有保留：照這種激進建構主義，傷害是否真實發生並不重要，創傷感可以無中生有地被召喚出來。他自己傾向「以客觀事件為基礎的建構論」（頁38）：

什托姆普卡還指出：集體創傷不等於大規模創傷。後者只是數量概念，甚至可能強化團結，例如一場天災或一場抵抗外敵的戰爭（頁40）。

關鍵在於：「是意義，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驚和恐懼的感受。」（頁39）兩個例子：

Buffalo Creek 洪災（埃里克森）：洪水發生時不在場的居民，因為認同小鎮的人與土地，也出現了與在場者相似的反應。
奴隸制（艾爾曼）：作為創傷的奴隸制，不是作為制度或經驗的奴隸制，而是「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奴隸制」，成為非裔美國人的身份之根。這個創傷是回溯性的，由沒有親歷奴隸制的一代人闡釋出來（頁39）。

事件與再現之間的距離，亞歷山大稱為「創傷過程」（trauma process），它始於某些行動者的聲稱：宣稱某種根本損傷，並要求在情感、制度和符號上加以補償和重建（頁40–41）。

作出聲稱的是承載群體（carrier groups）（借自韋伯）：有資源在公共領域「製造意義」的群體，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邊緣者。艾爾曼強調知識分子的作用，但知識分子是一種角色而非職業：記者、作家、專家，只要在公共領域闡釋「發生了什麼、誰該負責」，就在扮演知識分子（頁41–42）。

一個創傷聲稱要成功，必須回答四個問題（頁41）：

據李海燕（Haiyan Lee）的研究，四川大邑的劉文彩莊園自1958年起被改為陳列館，布置了「水牢」；佃農冷月英以水牢「唯一倖存者」的身份作了近千場「憶苦思甜」報告；1965年的〈收租院〉泥塑則把個人的苦轉化為階級的創傷。1988年，水牢被宣佈不實。這正是「想像的事件也能造成創傷」的具體例子。

文化創傷因此有兩面：由下而上，受害者宣稱創傷、要求承認（如「傷痕文學」）；由上而下，政治權力強加創傷、動員仇恨（如〈收租院〉）。兩者用的是同一套機制，也未必能乾淨地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