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傷 · CHI 4335 第7週

左上：劉文彩莊園內的〈收租院〉泥塑（1965），交租一景（李海燕 2014，圖 5.4）　中：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世貿中心（Michael Foran 攝，CC BY 2.0）　右：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遇難者 300000」牆（CC BY-SA 4.0）

文化創傷

Cultural Trauma

創傷是被「發生」的，還是被「宣告」的？
CHI 4335 面對極端 · 第 7 週 · 陶東風〈走向建構主義的文化創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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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種關係 retention · protention

C：一個音響起，這是「現在」。

D：C 沉降為 C*，卻仍被「持住」，這就是持存 retention。

E：C* 再沉降為 C**：持存的持存。

每條垂直線就是一個「現在」，包含著所有正在沉降的過去。

F 向上指向 G*：前攝 protention，對將至之音的預期。

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內時間意識現象學》（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10 的時間圖式。譯名：Retention 持存（亦譯滯留、持留），Protention 前攝（參孟強 2024）。例子見許煜（Yuk Hui），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頁 201。

第一與第二持存、前攝

	持存 retention	前攝 protention
第一 primary	剛響過、仍「迴響」在當下的音	即將到來的下一個音
第二 secondary	明天回想起整首曲子：記憶	因為記得，能預期樂句與全曲的終點

時間是持存與前攝不斷交織的關係：過去在現在之中迴響，現在已經指向未來。

胡塞爾的例子是一段旋律；許煜以 Strauss〈藍色多瑙河〉說明（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頁 201）。

創傷：關係被打斷的時間

對創傷者而言，時刻之間的承續被打斷了……有一個時間，無法與任何其他時間相連。溫蒂·奧布萊恩（Wendy O’Brien），頁 213

“There is a break, a rupture in the relation of moments one to the other. There is a time which cannot be connected with any other.”

過去拒絕成為過去……時間失去了它的線性。奧布萊恩，頁 214

“The past refuses to stay past… Time loses its linearity.”

上週閱讀：O’Brien, “Telling Time: Literature, Temporality and Trauma”。她借用蘇珊·布里森（Susan Brison）的說法：創傷是生命序列中一個無法言說的「無理項」（surd）。

張翎〈餘震〉：來回往返的敘事

小登依稀聽見母親在窗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天爺，這天咋就亮得這麼……」突然間，驚天動地的一陣巨響，把母親的半截話刀一樣地生生切斷了。
小登的記憶也是在這裡被生生切斷，成為一片空白。但空白也不是全然的空白，還有一些隱隱約約的塵粒，在中間飛舞閃爍，如同舊式電影膠片片頭和片尾部分。「1976年7月28日　唐山市豐南縣」一節

圖：小說各節標題的日期，按閱讀順序連線。小說從 2006 年多倫多的心理診所開始，十六節之間反覆跳回 1976 年的唐山。

〈餘震〉的窗：不斷回返的過去

「窗戶，沃爾佛醫生，我看見了一扇窗戶。」
「試試看，推開那扇窗戶，看見的是什麼？」
「還是窗戶，一扇接一扇。」
「再接著推，推到最後，看到的是什麼？」
「最後的那扇窗戶，我推不開，怎麼也推不開。」2006年1月6日，第一次治療

還是那些窗，一扇套著一扇的，很多扇。其實也不完全是在夢裡出現，有時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都是灰色的，上面蓋滿了土，像棉絨一樣厚的塵土。……鐵鏽，好像是鏽住了。2006年2月，治療筆記

亨利：我終於，推開了那扇窗。小燈2006年4月21日，小說最後一句：她回到唐山之後

窗＝無法被納入時間序列的「無理項」：三十年來一再回返，直到小燈終於能把它說出來、哭出來。

回到持存與前攝：第三層

	持存 retention	前攝 protention
第一 primary	剛響過、仍「迴響」在當下的音	即將到來的下一個音
第二 secondary	明天回想起整首曲子：記憶	因為記得，能預期樂句與全曲的終點
第三 tertiary	人工的記憶：文字、圖像、唱片、檔案，在意識之外被精確保存（斯蒂格勒）	人工的預期：機器預先替我們預期了選項，把偶然化約為「最可能的」（許煜）

有機體無法保留全部經驗、傳給後代，除非把它外化為符號與工具。第二持存要靠第三持存才能被啟動。

許煜，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2019），頁 201–202、211。右上：斯蒂格勒（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文化創傷＝第三持存？

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是機械地保存的；文化創傷是由人事後、人為地宣告並固定下來的保留。

課堂上的嘗試性閱讀，並非斯蒂格勒或陶東風的原話。

創傷有歷史

上週：創傷作為概念，有變動的醫學定義。

本週：創傷在文化上也有歷史。誰、在何時、用什麼方式，把某件事說成「創傷」？

創傷是「發生了什麼」，
還是「人們如何講述發生了什麼」？

從個體創傷到文化創傷 cultural trauma

	個體創傷 psychological	文化創傷 cultural
學科	精神分析、心理學、醫學（佛洛伊德、卡魯斯 Caruth）	文化社會學（亞歷山大 Alexander、艾爾曼 Eyerman）
受傷的是	個人的心理	「社會生活基本紋理」
傷害	「對於心理的猛烈一擊」	「摧毀了將人群聯繫在一起的紐結，破壞了共同體感受」
表現為	「借助夢魘、反常行為等不斷重複和回歸」	集體的苦難「通過表達和再現的過程」而得到表現

儘管文化創傷可以被個體經驗到，但它必須觸及集體層次。陶東風，頁 39

「陶東風，頁 X」指陶東風〈走向建構主義的文化創傷理論〉（《文藝理論研究》2024 年第 3 期）的頁碼。引文均出自該文：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個人／集體創傷之分（頁 39）；卡魯斯（頁 36）；艾爾曼（頁 35）。

理論的誕生

1999–2000 年，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學術年。五位社會學家：傑弗里·亞歷山大、尼爾·斯美爾瑟（Neil Smelser）、羅恩·艾爾曼、伯納德·吉森（Bernhard Giesen）、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原定題目是「社會整合與極化」，他們很快發現共同的興趣是文化創傷。

成果：《文化創傷與集體身份》（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2004）。書中的案例：

· 猶太大屠殺如何成為「人類」的創傷（亞歷山大）
· 奴隸制與非裔美國人的身份（艾爾曼）
· 戰後德國人與「加害者的創傷」（吉森）
· 後共產主義波蘭的社會變遷（什托姆普卡）
· 附錄：作為文化創傷的 9·11（斯美爾瑟）

插曲：吉森主張被逐出波蘭的德國難民也受了創傷，什托姆普卡堅決反對，據說「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書稿將付印時又發生 9·11：出版延後，封面換成燃燒的雙子塔。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 亞歷山大等，2004

陶東風，頁 34–36 及注 4、5；亞歷山大 2004，頁 24。

理論的前史與後續

前史：陶東風與亞歷山大回溯的源頭

奠基與後續

**2012** 亞歷山大
《創傷：一種社會理論》
*Trauma: A Social Theory*

**2019** 艾爾曼
《記憶、創傷與身份》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

**2019** 艾爾曼等
《去殖民化的文化創傷》
*The Cultural Trauma of Decolonization*

中文學界與中國研究：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

陶東風，頁 34–39 及注 6；艾爾曼 2021，§4.1。封面圖片：Open Library 及所附 PDF。

批判「自然主義」 naturalism

創傷不是生而為創傷的，
而是變成創傷的。陶東風概括亞歷山大，並套用波伏娃的名言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頁 36）

這種創傷觀認為，創傷並非自然存在，而是符號／表徵的建構……理解、揭示這個建構的性質、過程和機制，是文化創傷理論所致力的核心目標。陶東風，摘要，頁 34

“Events are not inherently traumatic. Trauma is a socially mediated attribution.” (Alexander, 2004, p. 8)

常民創傷理論與建構主義 lay trauma theory

被批判的「常民創傷理論」：事件本身決定創傷

事件

→

創傷

啟蒙版（尼爾）：理性人的自然反應

事件

→

無意識

→

創傷

精神分析版（卡魯斯）：壓抑與回歸

兩者共享「自然主義謬誤」：把創傷當作不依賴符號建構的客觀事實。連上週的卡魯斯也被歸入此列。

建構主義（亞歷山大等）：創傷是被「變成」的

事件

→

承載群體的聲稱與表徵

→

文化創傷

陶東風，頁 36–37；亞歷山大 2004，頁 2–8。

想像的事件 imagined events

有時候引發深刻創傷的事件，並沒有真地發生；不過，這種想像的事件和真實發生的事件一樣能夠造成創傷。傑弗里·亞歷山大，陶東風譯，頁 37

亞歷山大自己的例子：希特勒宣稱「國際猶太陰謀」導致德國在一戰中戰敗，並把這說成德國人的「創傷」。亞歷山大的立場是：不問聲稱是真是假，只問它如何被提出、結果如何。他稱之為認識論，而非本體論。

從激進建構主義角度看，傷害性事件是否確實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是否感到、相信這個「事件」損害了自己，特別是自己的集體身份認同。陶東風的批評，頁 37

陶東風的立場

這可以被視作以客觀事件為基礎的建構論（也是筆者比較贊同的創傷理論）。陶東風，頁 38，評什托姆普卡

波蘭社會學家什托姆普卡：劇烈的社會變遷只是「創傷的土壤」。事件必須存在，但要經過命名與框定，才成為創傷。反過來也成立：

帶有客觀上足夠強大的導致創傷潛力的事件或情境，事實上卻沒有導致創傷，因為它們被解釋過去了。彼得·什托姆普卡，陶東風譯，頁 38

這個觀點是非常深刻的，確實有很多極具傷害性的災難事件由於缺乏必要的符號操作沒能被建構為文化創傷。陶東風，頁 38

集體創傷：Buffalo Creek 洪災 collective trauma

1972 年 2 月，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Buffalo Creek 河谷，一座煤礦公司的煤渣壩崩塌，洪水沖毀沿河的16 個礦區社區，125 人死亡，四千多人無家可歸。社會學家凱·埃里克森（Kai Erikson）隨後研究倖存者，寫成《一切在其路徑上》（Everything in Its Path，1976；陶東風譯作《一切按部就班》）。

我用集體創傷指的是對於社會生活基本紋理的猛烈一擊，這一擊摧毀了將人群聯繫在一起的紐結，破壞了共同體感受。集體創傷緩慢地，甚至是不知不覺地潛入了受其打擊者的意識裡。凱·埃里克森，陶東風譯，頁 39

他的發現：洪水發生時不在場的居民，因為認同小鎮上的人與這片土地，也出現了與在場者相似的反應。

Slag heap on Buffalo Creek, West Virginia — Buffalo Creek 河谷的煤渣堆。1972 年，正是這類煤渣築成的壩崩塌，引發洪災。（美國國家檔案館，公有領域）

陶東風，頁 39；亞歷山大 2004，頁 4。災難的日期與傷亡數字為課堂補充。

奴隸制：作為集體記憶的創傷 collective memory

耶魯大學社會學家羅恩·艾爾曼研究非裔美國人的身份如何形成。他問：讓非裔美國人成為一個「我們」的，是什麼？

他所說的作為「創傷」的奴隸制，不是作為機構、制度甚至經驗的奴隸制，而是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奴隸制，一種紮根於一個民族之身份形構的記憶方式，它成了非裔美國人的身份之根。陶東風，頁 39

值得注意的是，奴隸制創傷是回溯性的……而闡釋者恰恰是沒有親歷奴隸制的一代黑人……換言之，奴隸制創傷並不等於奴隸制的制度或經歷（否則就陷入了自然主義）。陶東風，頁 39

Gordon, scourged back, 1863 — “Gordon”（1863）：從路易斯安那州種植園逃到北方聯邦軍營的奴隸，背上布滿鞭痕。這張照片被廢奴人士大量翻印，同年刊於《哈潑週刊》（*Harper’s Weekly*），成為奴隸制最著名的影像之一。（公有領域）

創傷過程＝言說行為 trauma process

這是關於某種根本損傷的宣稱，是某種神聖價值令人驚駭的庸俗化的感嘆，是關於令人恐懼的破壞性社會過程的敘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符號上加以補償和重建的籲求。傑弗里·亞歷山大，陶東風譯，頁 40–41

承載群體與知識分子 carrier groups

承載群體（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的概念）：居於特殊的社會位置，有資源在公共領域「製造意義」，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被邊緣化的群體。

知識分子既不是固定的社會階層，也不專指有特殊才能的人，它是一種由行動者在特定歷史語境的文化傳統中建構和操演出來的新興角色。羅恩·艾爾曼（Ron Eyerman），陶東風譯，頁 41

例：2003 年 9 月，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Anna Lindh）在斯德哥爾摩一家百貨公司被刺身亡。兇手是一名有精神疾病的男子，並無明確的政治動機；但林德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被視為未來的首相人選，遇刺時正值瑞典歐元公投前夕。

記者立刻拿 1986 年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在街頭被槍殺（此案三十多年未破）以及 9·11 作參照，把它敘述成全國的創傷，艾爾曼稱之為「大家熟知的處方」。為什麼重要：在一個自視和平、開放的社會裡，刺殺動搖了「我們是誰」；是媒體的敘述，決定了它是否成為文化創傷。

Brookes slave ship poster, 1788 — 〈布魯克斯號〉（*Brookes*）奴隸船平面圖（1788）：英國廢奴團體印製，畫出非洲人如何一排排被塞進船艙橫渡大西洋。這張圖本身就是承載群體製造的表徵。（公有領域）

陶東風，頁 40–42。

聲稱必須回答的四個問題

痛苦的本質

到底發生了什麼？1937 年日軍攻佔南京後，死者是「不足百人」還是三十萬人？是「屠殺」還是「交戰」？

受害者的性質

誰受了苦？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只有猶太人，還是也包括波蘭人、羅姆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

與受眾的關係

「他們的痛苦」能否被讀成「我們的」？

責任歸屬

是納粹黨，還是所有「德國人」？只是上一代，還是後代也要負責？

唯有受害者的再現角度是從廣大集體認同共享的有價值特質出發，受眾才能夠在象徵上加入原初創傷的經驗。傑弗里·亞歷山大，陶東風譯，頁 41

劉文彩莊園

劉文彩（1887–1949）：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大地主，軍閥劉文輝之兄，1949 年 10 月病死。陳列館設在他的「老公館」：27 個院落、約 180 間房。「劉文彩莊園」是通稱，並非正式館名。

1958　改為「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
1958–60　布置「水牢」，加建蠟像與模型
1965　〈收租院〉泥塑落成
1988　官方宣佈「水牢」不實
1996　更名「大邑劉氏莊園博物館」

Gate of the Liu manor, 2016 — 莊園大門今貌（2016，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The Manor-House of Crime, aerial drawing — 〈罪惡的莊園〉（The Manor-House of Crime）：1968 年外文出版社畫冊中的鳥瞰圖，標出「收租院」(1)、「水牢」(4)、鴉片煙室等。這張圖本身就是一種表徵。

李海燕（Haiyan Lee），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2014），第五章，頁 198–202；鳥瞰圖為該章圖 5.1。

水牢與冷月英

言說者：冷月英（1911–1984），原為佃農。自 1950 年代初，她講述自己因欠租被關進劉家水牢的經歷，後來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勞動模範，被稱為水牢的「唯一倖存者」。縣、省官員與博物館把她的故事做成展覽。

受眾：二十年間近千場「憶苦思甜」報告，聽眾約百萬人。1966 年，有解放軍學員哭至昏厥。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1966 年一部紀錄片拍下觀眾高喊此類口號。李海燕英譯為 “Never forget the bitterness of class oppression! Forever remember the debt of blood and tears!”（頁 213，引笑蜀《劉文彩真相》，1999）；中文原句未能查得，此為當時通行的口號。

1988 年，水牢被宣佈為假。→ 亞歷山大的「想像的事件」也能造成創傷。

李海燕 2014，頁 211–213。

收租院

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 李海燕 2014

導覽詞：這不是一家一戶的事，而是舊社會的縮影，是千百萬勞動群眾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據李海燕英譯轉述，頁 221–223）

1965 年，博物館人員與美術院校師生參考閻王殿壁畫，集體創作了一百多尊泥塑。它們不指涉具體的人與事，而追求「典型」：不是經驗的真實，而是更高的、意識形態的「真理」。個人的苦 → 階級的創傷。

李海燕 2014，頁 219–223。五部分：交租（苦）、驗租（奸）、算賬逼租（惡）、怒火（恨）、反抗。

文化創傷的兩面

由下而上

受害者與見證者「宣稱」創傷：記住過去、要求承認，為了有尊嚴地活下去。

《傷痕》連環畫封面 — 《傷痕》連環畫，改編自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1978 年 8 月刊於上海《文匯報》）。「傷痕文學」由此得名。

由上而下

政治權力「強加」創傷：製造敵人，動員仇恨。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毛澤東，1962 年八屆十中全會）

兩者用的是同一套機制：承載群體、受眾、制度場域。也許根本無法乾淨地區分：受害者的聲音一旦被國家採納，就成了官方敘事；官方的敘事也可能收容了真實的個人痛苦。傷痕文學既是受害者的控訴，也與清算「四人幫」的官方路線相合。區分的標準是什麼？是誰在說，還是說了之後，誰被允許說不同的話？

光州 5·18（1980）

1980 年 5 月 18 日起，光州的學生與市民抗議全斗煥的軍事政變與全國戒嚴，遭空降部隊血腥鎮壓。市民一度武裝起來、佔領全羅南道道廳，直到 5 月 27 日軍隊攻入。官方統計死者 160 餘人、傷者數千，實際人數至今仍有爭議。

軍政府時期，這段歷史被稱為「暴動」；1990 年代才被正式定名為「5·18 民主化運動」，1997 年起成為國家紀念日。

除非查明最初下令開槍的指揮官，並讓他向國民道歉、請求寬恕，否則 5·18 民主化運動就還沒有結束。5·18 民主化運動紀錄館的影片字幕（自譯自英文字幕）

Projection: martial law troops in Gwangju — 紀錄館內的投影：1980 年 5 月，戒嚴軍在光州街頭

Projection: the movement is not over — 同一面投影牆：「5·18 還沒有結束」

5·18 Archives building — 光州錦南路的 5·18 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Laser installation — 以雷射重現的彈道：1980 年直升機向建築物射擊

照片：馬傑攝於光州。連結：責任歸屬（四個問題之四）；「過去拒絕成為過去」（奧布萊恩）；紀錄館作為制度化的記憶。

小結與導修

文化創傷的理論可以通過文化社會學的透鏡，分析歷史上和現實中的集體苦難，它闡明了面對巨大苦難時的意義創造過程。陶東風，結語，頁 42

個體創傷是心理學的問題；文化創傷是「我們」透過集體的情感與書寫，宣稱、爭奪、記住的傷。

May 18th National Cemetery, Gwangju — 光州 5·18 民主墓地（國立 5·18 民主墓地）：1980 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死難者長眠於此（Ulrich Lange 攝，CC BY-SA 3.0）

導修（10/15）：韓江《少年來了》（Human Acts）

小說如何回答四個問題？誰是它的「承載群體」？
它如何讓不在場的讀者「加入」一場集體創傷？
它是由下而上的宣稱，還是在挑戰官方的創傷敘事？

資料來源

陶東風：〈走向建構主義的文化創傷理論〉，《文藝理論研究》2024 年第 3 期，頁 34–44。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30.
Ron Eyerman, “Cultural Trauma,” and Andreas Hamburger, “Social Trauma: A Bridging Concept,” in Social Trauma: 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book (Springer, 2021).
Yuk Hui,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35–36.
Haiyan Lee, 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 5.
Wendy O’Brien, “Telling Time: Literature, Temporality and Trauma.”

圖片：書影取自所附 PDF；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CC）；收租院照片取自 Lee 2014 第五章。
「課堂補充」之內容（Erikson 1976 年份、Buffalo Creek 災難的細節、Gordon 照片與〈布魯克斯號〉的說明、〈傷痕〉發表時間、各案例的背景說明、第三持存與文化創傷的類比、對李海燕英文引文的中文轉述、「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作為 1966 年口號的中文原文）不出自上列文本，講課前請核對。